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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在巴黎,如同在华尔街以及其他市场一样,那些仍在坚持开矿、生产钢铁或散货运输车的企业在交易所里都举步维艰。但凡有机会,这些公司的老板都要抽身跳出,转而投资“更体面”、“更高端”的产业。学校引导那些优秀的学生从学习真实世界转向虚拟世界。实验室亦将各种手段围绕虚拟世界配置。政治家们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们鼓吹这类知识的力量、魅力和利益,倡导各种脱离“基础产业”的职业。一句话,金钱、青年人、研究和投资都要远离经济生活的各种基础业务。澳门十大真钱赌博平台谁能相信呢?在沙漠王子和毛泽东的子孙后辈之间竟然谱写出了一首田园诗。利雅得和北京一直到1990年才相互认识,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包括外交关系。谁知道,仅仅15年后,他们就彼此爱得发疯,或者说快要发疯了。沙特王国派遣了数千名学子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汉语,并动员资金和工程师去中国建造炼油厂和石化厂。沙特让中石化集团和俄罗斯的鲁克石油公司负责一部分天然气资源的开发。这本来“顺理成章”地应当是美国大佬们的机会。然而这一次,自1973年以来的第一次,利雅得让华盛顿尝了闭门羹。对北京如此垂青绝非偶然:在这段时间里,沙漠王国已经成为中央帝国的头号石油供应商。这对美国实在是一大痛苦。

第二个要素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从1978年进入起飞跑道开始,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这与其他先行者的发展进程大不相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农业占据主体,而且完全自我封闭。邓小平先生则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工业大国,而且实行对外开放。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由农业到工业、由自给自足到依靠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这样的劳动分工受到了北京的积极支持。他们从中看到了进入世界大生产链的机会,同时可以在里面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他们不计较单纯充当经济强国的转包商。与日本相反,人们看到中国人大开国门、广吸外资。这正是邓小平战略的基本精神。美国企业并不是最后一批冲进中国的。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企业曾经在中国灼伤过翅膀。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投入第一笔资金的企业曾遭遇失望。乔·斯塔威尔,一位美国记者,他在自己的《中国梦》一书中常常以令人失望而又略带调侃的笔触,描写了美国那些大老板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全球最大处女市场的长篇史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今,这些梦想才变得越来越实际了。旧纸、废塑料、废铁……对中国这只饕餮来说,今天什么都成了好东西。国家的工业化引发了真正的需求爆炸:到处都要购买金属、能源、农业和工业的基础产品。为了建设道路、桥梁、港口、城市和工厂,中国需要大量的木材、混凝土、钢、铝、镍、锌和其他金属。为了让它的电站和工厂运转起来,让火车、飞机和汽车启动,中国需要充足的汽油、铀、煤炭和天然气。为满足新出生的消费者,中国对小麦、大豆、牛肉、棉花、黄金和白银的胃口也变得日益贪婪。“提出‘两强’的说法还为时过早。就是说,如果想建立中美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以此来左右世界,时机还远未成熟。但是,有这种想法的领导人如果认为,有必要在某一天把它说出来,那也并非无稽之谈。”发表这个论点的人是杰夫里·加登先生,他是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国际事务顾问,目前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这是一所全美最著名的商学院。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商界,他都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这一论点在美国上层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明日的世界经济将围绕两强来组织,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依旧占据着广泛的统治地位,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告诉其新的合作伙伴及未来的竞争对手应当跳什么舞,以这种方式来规定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历史昭示人们,世界经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共和,最终总是一个帝国赶走另外一个。美国人对此并未忘记。

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不过,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眼中,如果按亚太地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特别惊人。在起飞的前30年中(从1970到200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4倍,从1%增长到4%。日本在起飞初期(1955~1985年)也达到同样的速度,东南亚的一些小国也一样(从1965到1995年之间)。目前,中国的出口额占其GDP的五分之一。而在同一发展阶段,日本和上述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则超过了自身GDP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银行界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际上还不如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开放。然而,这些分析人士在反驳别人的看法时忘记或低估了如下三个主要因素。谁能相信呢?在沙漠王子和毛泽东的子孙后辈之间竟然谱写出了一首田园诗。利雅得和北京一直到1990年才相互认识,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包括外交关系。谁知道,仅仅15年后,他们就彼此爱得发疯,或者说快要发疯了。沙特王国派遣了数千名学子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汉语,并动员资金和工程师去中国建造炼油厂和石化厂。沙特让中石化集团和俄罗斯的鲁克石油公司负责一部分天然气资源的开发。这本来“顺理成章”地应当是美国大佬们的机会。然而这一次,自1973年以来的第一次,利雅得让华盛顿尝了闭门羹。对北京如此垂青绝非偶然:在这段时间里,沙漠王国已经成为中央帝国的头号石油供应商。这对美国实在是一大痛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是世界第四大家电企业海尔集团设在纽约总部的沙龙。位于世界金融中心的海尔大厦,其建筑风格、办公室和会客厅都十分日尔曼化,包括海尔集团的名字也一样。不过,请不要被表象所蒙蔽,旁边的几个汉字已经泄露了该公司的背景:海尔100%是中国的。它同样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海尔是中国成功走出国门的、独家拥有的品牌之一。在美国,海尔牌的小冰箱和小葡萄酒柜受到了年轻主妇们的疯狂追捧。为满足需要,已经在全世界差不多100个国家开了分厂的海尔,又特地于2000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新开了一家,目前该工厂正在全速运转。

北京和利雅得之间匪夷所思的调情是一种信号: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世界石油战争又开始了。两个王国的靠拢并不是无关痛痒的,它已经明确抬出了这场新战争的两大主角:美国和中国。美国一贯视沙特为忠诚的盟友,原谅它的一切。因为沙特的宫殿乃是建筑在全世界最大的油田之上,它是世界头号石油生产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部举足轻重。不过,在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911事件刮起了一阵寒流——美国人怀疑沙特王室有人资助了本·拉登及其朋友。这真是天赐良机,北京毫不迟疑,它一面宣称与美国合作反恐,一面抓紧时机靠近这台全世界最主要的油泵。如同大雁组成“V”字队形飞翔一样,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起飞,相互之间间隔10~20年。有时,某些经济体会成组出发。日本在50年代第一个起飞,很快就占据了“V”字队形的领头地位。它开始时也是依靠几个传统工业——那些需要聘用数量众多、价格便宜、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产业。到70年代,一群小雁(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也焦急地加入了经济发展的长途旅行。此时,日本的产品已提高了档次,它把传统产业留给了这些后来的地区,带动了后者的经济腾飞。在东京,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生产代替了被新加坡、韩国拿走的小玩具。飞行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朝日帝国依旧占据着领头的位置,并且负责开拓新的天空:软件、医药、化妆品等。日本把老的产业不断传递给后来者,从而带动了群体的发展。在上述成功模式的启示下,从90年代开始,新的几只更为贫困的雁(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加入了飞行队伍,形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梯队。它们又从比自己先进的国家所放弃的产业中找到了起飞的契机。澳门十大真钱赌博平台正如历史所多次昭示的那样,天然的租金对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来说可以成为陷阱,也可以成为跳板,就看你怎么用它。石油就是一种报酬极丰厚的租金,它很能说明问题。在这种黑色金子的生产国中,有些国家拼命开采,直至油井干涸,根本不顾将来;而另一些则学会了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为后石油时代投资,并做好其他准备。油井干涸了,租金也就花光了,前一类国家会重新变回沙漠,而后一类国家则会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发展。至于中国,一切都表明,那里的人民有着一致的决心,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租金(众多而低廉的劳动力)作为跳板,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而不会让它的钱白白流掉。就像蝉那样,中国人将其收入的一大部分储藏起来(保持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也像蚂蚁那样,中国人辛勤劳作、倾力投资(投资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中国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积累了大量资源,并且细心地为将来做着准备。它努力将这些资源用于教育、研究和发展,竭力把自己的“全国冠军”推向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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